http://news.163.com/07/0108/09/34AA8QEF000121EP.html
不知道秦晖老师文章里这些信息是如何搜集的，不过仅就用事实说话这一点来说，已经强过了网上很多其他的声音。不过将天平与尺蠖的比喻套用在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上，似乎有些“手中持锤子，一切皆是钉子”的味道。社会政策在福利与自由之间的摇摆可以拿天平和尺蠖来比喻，而环境与发展的平衡更加微妙，对其中一者的偏废总是会造成某种经济或环境资产的损失。环境与发展二者不是福利和自由那样相互制衡的关系，而应被看作是同一系统的两个侧面。政策如果在二者间摇摆而不是兼顾二者，则系统只有向着资产减少的方向前进，是不可能实现天平式的动态平衡的。
秦晖老师并又提到三门峡时代的老一代科学家：
当年勇于抵制“人祸”的先贤们，如“水利良心”黄万里先生等，也并非出
于环保理念，更不是出于反对“科学之僭妄”的后现代立场，而恰恰是出
于尊重科学、维护人民利益的赤诚不惜得罪权贵的。
并认为：
我国以往许多治水争论并非环保主义与“发展主义”、更非“敬畏自然”与
“人文主义”的争论。例如在三门峡、三峡等问题上持异议的黄万里、孙
越崎、李锐等先生都是从“科学”的立场而非从“敬畏自然”的立场出发的。
那么“敬畏自然”这样的意识形态在怒江问题这样的讨论中是否就可以忽略了呢？水利科学本身足以解决争论吗？我以为答案是否定的。民间保留所谓“原始面貌”“大自然”的呼声，且不论正确和科学与否，毕竟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政府决策所依赖的成本收益核算的价值观。当今世界各国，不论环境政策的理论如何发达，其政府单独决策时，仍然只能依赖财政上的成本收益来决定提案是否通过，没有民间的声音，这些提案的环境意义就不会得到审视。而这种局面，即使在决策中加入科学的成分，也无法完全改变。这是因为，科学家一般缺乏“民间知识”，不一定能够认识到项目对当地环境和生活的潜在影响，另一方面也因为科学家所处的体制往往使其忽视民间的意见，或为经费、项目来源等等的考虑做出站在政府立场上的研究。这种情况已经在欧美国家的历史中多次出现，例如对农药 2,4,5-T 的毒性研究和对疯牛病的传染性研究（Irwin，1995）。政府、科学界和民间三者的互动中，如果缺乏了民间的参与，则容易造成决策的失误和民众对科学界的不信任。
秦晖老师也提出应当进一步开放言路，让怒江当地的百姓能够表达他们对水库工程的态度和意愿。云南省省委书记白恩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要在年内组织专家学者、媒体和环保人士代表到怒江考察，这自然是一个提高公众参与程度的好机会。更重要的是，能否借此机会让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由环保团体和当地居民组成的公众坐下来讨论建坝的得与失，甚至进而让公众对怒江的保护和开发提出意见。如果在这件事上能够实现深入、长期的公众参与，“怒江事件”在我国环境史上将是重要的一笔。
Irwin, Alan. “Science and Citizenship,” in *Citizen Science: A Study of People, Expertis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outledge, 1995),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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