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个智能设计论者(?)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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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从超市回来的时候, 在路上被一个慈眉善目的老爷爷拦住, 问我是不是本市
大学的学生, 然后又问我学的专业. 知道了我学地理并是个二把刀的生态学学生
以后, 我们就开始聊人类对环境的破坏问题.

在英国呆过一段时间的同学都知道, 一般在街上找人说话的, 通常不是传教的就
是代表某慈善组织劝你捐钱的, 或者这两者的交集, 但是我实在太久没跟英国人
说过话了, 心想说两句也是好的, 就扶着自行车, 背着菜篮子, 在步行街中间和
他聊起来.

老爷爷感叹了一番人类对环境的破坏, 痛斥了超市里连个苹果都要从南非千里迢
迢运来的不合理性, 然后回忆了自己小时候自己种土豆吃的时光. 但是我很不解
风情地说, 要是人人都自己种土豆吃, 那谁有空办学校和读书呢? 老爷爷就乐了.
我背的是个布口袋, 老爷爷大概没看出我刚从超市出来. 其实我口袋里就装了一盒
美国产的樱桃, 说出来怪囧的.

老爷爷接着说，你说几千年前人就知道水循环的道理了，怎么进化了几千年，反
而越发贪婪和不爱地球了呢. 我心说进化几千年算个啥. 然后我说别说几千年,
物种争夺资源的天性是始终伴随着进化的, 人类的这个问题比较突出不过是因为
人跟生态系统解耦的程度高一些而已. 何况进化一词字面上暗示进步, 其实方向
是随机的, 变化也无所谓好坏, 只有能否适应环境的区别而已.

老爷爷又自顾自地说, 你看啊, 你说到进化, 进化是有条件的, 如果没有数亿年
持续不断的水循环, 进化的历史是不可能的. 而水循环和太阳带给我们能量的过
程, 这是多么精巧的设计啊! 我心里暗叫不好, 该不会是宣传 ID 的吧, 不过不
好立即就给人家扣上这么一顶帽子, 如果他是正统的神创论者大概也不乐意被当
作 ID 论鼓吹者, 于是我就继续跟他聊下去.

然后他就把书拿出来了. 英国的天气一个特别有利于传教的地方在于, 夏天经常
不热, 穿个大衣出来也不是特别奇怪, 于是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会突然 biu
地一下变出一本<圣经>或者别的什么书要你看. 我随便翻了一翻, 不能确定是神
创论还是 ID, 但基本是否定进化论的. 于是我就拿着书跟他讲进化论的理论和证
据等等. 另外还扯了一堆月球火星之类有的没的. 然后我说我不反对作为对精神
世界的探求的宗教, 科学有它需要解答的问题, 宗教也有它要解决的问题, 而如
果它们跨界试图解决它们领域之外的问题, 结果很可能是可怕的. 当时没想起好
的例子, 就随便说了人的平等与差异如果完全试图用科学来解释, 结果就是给纳
粹式的优生学张目, 其实如果举人的感情不能简单地用科学还原为激素和神经元
的相互作用这个例子, 可能更能说明这个道理. 我借用了 Contact ¹的立意,
即完整的真相需要科学和宗教携手去发现, 这也是 Short Introduction 系列
Science and Religion ²的观点. 没想到老爷爷提醒我历史上因宗教而杀人
的事例不少. 于是我怀疑他信 ID, 虽然当时我没多想.

后来又杂七杂八聊了一堆, 比如达尔文写<物种起源>与他的信仰问题, 还有上帝
与自然规律的关系等等. 眼看将近正午, 老爷爷知道没法说服我, 就收起书走了.
我们友好地互道再见.

我现在还是不能确定, 或者不愿承认, 这位老爷爷是主张 ID 的. 我看过主张在
学校科学教育中引入 ID 的书³, 其作者们虽然号称是大学教授, 写出来的
文字却未必比这位老爷爷的话更理性. 老爷爷至少在言谈中表现出了对事实的尊
重, 哪怕这与他相信的东西不一样. 这次对话更像是表达意见而非交锋.

虽然谈话没有改变我们双方的不同看法, 但是不难想象这样一位书卷气浓厚的老
爷爷要说服没有经过系统科学教育, 或者自己对这类问题思考不多的人会是多么
容易. 失败的传教和失败的科学教育, 共同点在于它们一上来就要求记诵它们所
宣称的真理. 老爷爷的传教没有成功, 则在于他试图用我的专业拉近我与他的观
念的距离, 但我的知识储备让我能够看出他的话语中牵强附会的地方. 我不知道
什么是成功的传教, 但它大概要建立在社会所接纳或追求的价值体系之上, 这个
价值体系因时期而异, 中世纪是忠君爱王, 现在讲究自由意志, 但大体上脱离不
了基本的道德原则. 成功的科学教育, 大概也需要类似的一个价值体系, 但科学
本身是没有道德性的, 所以这个体系的建立会困难一些. 但科学教育有一个优势,
在于人的求知欲可说是与生俱来的, 后天要掌握的不过是描述现象, 提出假设和
证明的方法, 这些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容易规范化的. 于是乎, 科学教育所需要的
价值体系的基础, 我想可以建立在 1) 对自身认知能力和局限的认识; 2) 对现象
的准确描述; 3) 对理论的产生, 作用和局限性及谬误的认识和相关的实践; 4)
作为生产活动和文化的科学; 以及 5) 科学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这 5 个逐级拔高的
支点上.

Footnotes:

¹ http://www.imdb.com/title/tt0118884/

² http://www.douban.com/subject/3148421/

³ http://www.douban.com/subject/2830831/

读书笔记：No Logo by N. Klein

### 品牌、单边经济与单边政治

[i-D 杂志](http://www.idmagazine.com/)（这是一本时尚杂志！）2001 年对作者 Naomi Klein 的评语是“Chomsky 年轻醒目的女继承人”，不过我觉得，Klein 这本书的对资本主义和品牌文化的探讨的价值和深度是赶不上 Chomsky 那些为大众市场写的同类书籍的。倒是在 2005 年版本的后记 *Two Years on the Streets* 里 Klein 开始有了一些 Chomsky 的范儿，将品牌与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和布什时代的美国政治联系起来，使得这本书不再是单纯的反公司读物。她在这篇后记中指出，在全球化时代，我们熟知的企业通过将制造业外包，自己转向相对无形的金融交易、市场推广和知识产权和品牌的制造等行业，从而继续维持了在全球经济中的权力地位。这种通过品牌建立起来的权力在国内造成了公共空间和公共事业的被压缩和边缘化，在国外则为大公司肆意滥用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优惠条件，掠夺资源和无视公司社会责任的做法提供了基础——“低层次”的制造业和原材料供应链必须为品牌服务，而它们提供的产品不过是推广品牌这个无形概念的有形载体，早已不处于经济的中心地位。

Klein 暗示，这种以发达国家的品牌企业为中心，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众星捧月”的经济格局，也造成了布什时期美国在国际政策中的单边主义倾向。无论是入侵伊拉克前对联合国和国际法的无视，还是大公司对其他国家人权和劳动法律的漠视和对基层利益团体的打压，都为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原书里这一段颇有 Chomsky 甚至 David Harvey 的风范。Klein 主张，反公司和财阀运动的重点，应该转移到宣传多边主义，在两极对立之外还有其他的选择等等。但她自己也承认，将众多分散的反品牌运动集中起来发出这样的声音，影响一国的政策，并非易事。

### No Logo 和 No-Logo

Klein 在书的第四部分“No Logo”里，介绍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火如荼开展的对大公司、大品牌的舆论攻势和抵制或抗议活动，但她也反复提到，有时候这些运动反而会被它们反对的品牌或其竞争品牌所利用，或者其概念被品牌的营销业务“借鉴”。日本某品牌甚至把“No-Logo”当成了其品牌理念之一。在后记中，Klein 也提到，无论是把大白菜倒在快餐店门口还是在 G8 会议门外喊口号，对资本主义企业和政府的议题都不会有太大影响，都只是一种符号化的表达方式，而符号化的表达必将被同为符号的品牌所利用。她主张，反公司运动从90年代发展到现在，应该从以符号化的抗议为主，转而谋求对品牌造成的不平等状况的实际改变。

不过在我看来，Klein 的主张对于品牌的消费者并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能做的，最多也就是用脚投票，希望对企业的经济压力能够对企业的经济策略产生影响。这样做当然还是一种符号化的行动，更不要说还有品牌背后的公司将风险和损失转嫁给外包企业和工人的可能。对于品牌产品的生产者所在的国家，仅仅设立免税区是不够的，因为单纯的免税政策引来的往往不是筑巢的凤凰，而是吃完了白食就跑的恶霸。我以前一直有的一个疑问是为什么台湾可以从做外包做到拥有世界一流的电子工业，为什么印尼做外包做了几十年还有 49% 的人口每天收入不到 2 美元（2006 年），现在看来一个解释是印尼做外包是在免税的出口加工区，区内是工厂，区外是贫民窟，而台湾做外包是在科技园区，而且台湾有十大建设，有鼓励本地经济发展的政策。Klein 提到某勾勾品牌当年迫于国内消费者压力，在短短一周时间内做出决定，撤出军政府统治下的缅甸。为什么它们可以跑得这样快？因为它们对当地政府和工人没有义务，设备拆毁运走，工人送回家种田，房子闲置长草，什么都不留下。FDI 是好事，但是投在当地的能力建设上，还是投在外国品牌自己的腰包里，是个跟品牌道德直接有关的问题。

### 自由市场与公共利益
[caption id="" align="alignright" width="75" caption="Friedrich von Hayek | via Wikipedia"][/caption]这本书前三部分都是对品牌在资本主义市场中产生的原因的分析和对品牌造成的公共空间被压缩，消费者选择减少，以及工人被剥削等现象的严厉控诉，不过我看读者并不能将其看作是一本 radical 的经济学/地理学著作，因为 Klein 为写书所做的研究，在书里反映出来的仅限于法规政策和案例搜寻方面，基本没有提到资本主义的生产理论，甚至连马老人家的 *Das Kapital* （或任何其他相关著作）都没有引用。但她在书中多次提出不能将公共空间和公共事业交托给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以及品牌资本压缩公共空间的观点，确实与 David Harvey 和 Doreen Massey 等 radical geographer 的观点有相当明显的相似处。

我没有读过 Milton Friedman, 只知道他的[“吃蛋糕”](http://eatthestate.org/03-07/MiltonFriedmanGets.htm)事件是反全球化和反公司运动的场景之一。Klein 将他作为一个品牌趋势和资本主义不公平的全球化的象征和代表，但正如 Hayek 的《通往奴役之路》并不否认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必要性，Klein 也并未否认作为原则的市场经济体系。Klein 的根本观点与 Hayek 应该是一致的，即政府应作为一个规则制定者，保证市场活动的自由与公平，但她的书暴露了 Hayek 的时代还不突出的问题：当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从一国内不同企业的竞争转移到国际间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竞争时，企业的行为怎样被国际法和多个相关的政府所规范。令人遗憾的是 Klein 并没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也并非一个学者甚至一个学派可以解决的问题。但她对建立工会组织的鼓励和对免税出口加工区的反对完全是符合自由市场精神的。只是这里的自由市场，应该不是拉美式和 Friedman 式的自由市场了。

*No Logo* 讨论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关心的问题，提出的是自由市场下的解决方案。这本书和反公司运动大概会是 Marx 和 Hayek 在天之灵都会感兴趣的东西。

###我们为什么需要品牌

这应该是最容易写得政治不正确的部分。尽管 Klein 为写这本书所做的四年研究是有目共睹的，墨西哥工人争取自己权益的斗争是可歌可泣的，西方消费者抵制和鄙视某快餐连锁的努力是坚持不懈的，但我还是要在我的某水果品牌笔记本上敲下这样一句话：Klein 的书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即 Upton Sinclair 在他的《屠场》里描写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剥削立陶宛难民的芝加哥牛肉托拉斯并没有消失，类似的事情只是换了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发生，被剥削的也从移民变成了当地人；但全球化时代已经被套牢的企业和消费者恐怕只有选择哪一个品牌的自由，而没有多少选择品牌与否的自由了。

我对 Klein 的书最大的不满在于品牌的形成和背后的驱动力被她一笔带过。从她的叙述看，品牌的出现是同质的企业在竞争中为了区别自己和对手而必须采取的手段，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品牌的出现无可厚非；全球化条件下，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各地经济水平不均，也决定了企业只要有条件必然寻求最有利的外包地点和市场。所以现有的品牌格局大概是不能避免的。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就算粮食自给自足的农民，在选化肥的时候都会选一个自己相信的品牌；我们这些不擅长比较和选择的人类，在一个物质丰富而没有品牌的世界里大概只会每天在选择的痛苦中过得生不如死。

Klein 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虽然不愿明确承认我们需要品牌而削弱这本书的信息力度，但也没有明确地说我们就是可以不要品牌。在后记前的最后一章里，她提出用 citizenship 对抗 consumerism。我们常说作为一个公民我们有这样那样的权利，但在对消费主义的斗争中我们也有义务。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来说，认识到自己除了广告里看到的品牌，自己还有其他的选择，或者有意识地关注企业的生产行为和劳动政策，会是有意义的第一步。

对于生产者来说，现在更是只能服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建立自己的品牌才谈得上竞争，否则只能做别人的承包商。但是很显然，消费者需要品牌，是因为需要实实在在的产品。金融危机也展示了全然与制造业脱节的经济是多么脆弱。保护最下游的承包商和工人的利益应该是品牌的责任。但对一个国家来说，要求品牌负起责任，需要国家有与品牌持有者谈判的筹码，即支持一系列运营自己品牌的企业的能力。台湾需要品牌，而且想法搞到了筹码，所以它们有了世界第一的自行车制造商和第一台 netbook。印尼也需要品牌，但是政府光顾看外商脸色而没有准备筹码，所以还在为别人打工。

### 品牌与中国

豆瓣上有篇书评说看了 *No Logo* 之后觉得人家花几十万买了一个成本可能就几十块的“没有元音的爱”的包包很荒谬，我觉得一个品牌有这么高的附加值固然比较荒谬，但这篇书评并没有说到 *No Logo* 的点子上。真正需要用广告渗透人们的生活，挤压公共空间和其他选择，以及建立血汗工厂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不是用户群较小且较固定的奢侈品品牌，而是可以通过极端的量产化压低产品制造成本和制造业地位，自身以市场营销为主业的所谓大众品牌。有几个品牌在 *No Logo* 里有点名而且中国消费者都很熟悉，可以说奠定了中国的消费主义的基础。我并不担心富太太们夹着“没有元音的爱”陪她们的煤老板丈夫去砸 XO 比富对社会文化和风气有什么影响，但我衣柜里的勾勾衣服，我的电脑，我的同学和朋友爱吃的薯条和鸡块，都在暗示着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对消费主义的彻底接受和对品牌的迷信。如果说引进 *No Logo* 这本书应该有什么社会意义的话，但愿它的读者能够感到警醒，以及用更复杂的眼光看待品牌——不论是舶来的还是“民族”的。

写到引进图书，索性再写一写文化市场的状况。就我的观察而言，*No Logo* 这样出版于 2000 年的引进书籍，被我在 2009 年在北京的书店里买到的可能性不大，有做这一行的人也说在中国任一本图书都做不长，不像国外许多经典书可以一卖十几年。2001 年满书架的 LoTR，现在在北京的书店能找到几本？虽然其经典地位不可否认。而 2008 年一本写给青春期少女看的 Twilight 被发行商包装成了奇幻经典，就因为它在欧美畅销（购买者多是目标群体和她们的男朋友）而且电影正要上映。就文化市场而言，中国人对品牌不仅是相信，更是盲信。

一个学地理和社会学的人还能从 Klein 的书里生发出许多议论，比如品牌与种族，品牌与传媒，品牌与后殖民主义等等。但作为一篇书评和笔记，就到这里吧。休息，休息一下。

一个半路出家的地理研究僧之杂感

[caption id="" align="alignleft" width="300" caption="Image via Wikipedia | 1915年的《国家地理杂志》，这时的地理学还是以特例式的叙述为主"][/caption]

[caption id="" align="alignright" width="300" caption="Image via Wikipedia | 21世纪的《国家地理杂志》，封面故事反映了对自然资源和人类社会的同等关注，也反映了地理科学的发展"][/caption]

几天前我向导师提出了一个盘踞自己心头已经很久的疑问：我从本科到研究生到博士生阶段，分别都是学的不同的东西，结果我没法说自己精通任何一门学科。如果要走学术道路的话，这样是不是太不妥当？我的这种感觉在试图找工作时尤为强烈，因为我既不能说我自己熟悉遥感应用，也不能说我长于环境工程，甚至即使要谋一个教职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学地理出身。跟很多一直从事一个领域的工作并最终成为专家的人相比，我觉得我的问题在于选择学习方向时太随遇而安，只要学校给 admission 我就去学，结果貌似已经没有成为专才的可能了。

不过按导师的说法，这正是地理这个学科的特点。导师自己是学地质学出身，当年带着小锤子敲石头做出来的本科论文还在办公室里放着，后来又改搞河流研究，而从我认识她到现在我一直以为她是个专业的人文地理学家。她可以早上写关于经济地理学的论文，下午跟人讨论怎样开展沙尘的研究。说到这里她说我也同样可以办到（好吧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作为一个所谓的多学科研究者，自己有什么不懂的东西，总可以通过向各领域的专家学习来弥补，一样可以解决实际研究中的问题。而地理学科本身也是不断地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狭义上的地理学“专家”，每个地理学家都只能说自己对某一方面问题比较了解。当然，授予专家的诺贝尔奖基本与地理学家无缘了，虽然如果ta们放下学术去搞政治或者慈善，还有拿个和平奖的可能。

在地理这个学科环境中浸泡得越久，我就越觉得难以对地理究竟是学什么和研究什么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殖民时代的西方地理学是对大地形态的描述，但不久之后地理学家们游记性质的记述中就加入了对风俗人情的描述，这也许就暗示了人文和“自然”地理的不可分割。自然地理的距离、梯度等概念往往是各种社会网络形成背后的原因，而人类长期以来对自然界的影响又往往被社会的制度以及经济因素所决定。地理学究竟是何时分裂成自然和人文两大分支，很难考证。但至少我可以有把握说，不存在无法从人文社会知识中吸取养分的一流自然地理学家，反之亦然。近年来在地理学科中对跨学科研究的重视，以及自然/人文地理交叉形成的环境地理学的出现，可以印证我的这一观察。实际上，如果不考虑个人的精力有限，才能各异，导致其必然在研究中稍微偏向自然或人文方向，学地理的人给自己加上“自然”或“人文”的标签并没有太大必要。不加标签，也许还能够不带偏见地看待地理学科长期积累的财富，选择切入课题的最佳角度和方法。

虽然地理学的研究一直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而且地理学的自然和人文分支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但这并不说明地理学只是其他学科研究的简单堆砌和组合。地理有自己的一套阐释地理现象的思路。我自己是半路出家，只能说对这套思路有些感觉，但觉得还没法很全面和准确地概括其特点。我的感觉是地理学鼓励人们用综合的方式看问题，研究者可能从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分布出发，纵向看其历史变迁，横向论其对社群和自然环境的影响，或许更进一步，联系社会学的理论讨论其更为深广的社会、经济甚至意识形态的意义。这一点从英美教育系统的地理学科课程设置也能体现出来。而且与许多学科年级越高，专业越窄的发展趋势不同，地理学科中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毕业论文对涉及问题不仅深度要求更高，还要求高阶段的研究者能从更广泛的信息来源综合形成对一种地理现象的较全面的阐释。这种综合研究并不是很容易做好的，而且在外人看来确实容易形成东拉西扯的印象，这也许是地理学有时会被怀疑只是一种叙述体裁和技术而非科学的原因（当然还有 -graphy 这个词根惹的祸）。

我对自己最近的研究，觉得在综合讨论问题方面做得还可以，但是不知道论文是否真正地反映了一种“地理学的观点”。毕竟我没有读过多少地理学的经典著作，对关于我研究区域的地理著作的接触更少。目前看来我的导师与我的一个意见分歧就是她要求我把过去在研究区域旅游的经历作为论文方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多展开一些，因为这是实地经验的一部分。但我始终没法接受这种写法，或者说不知道该怎么把这部分整合到一篇以数学公式和遥感图像为主的论文中去。如果我从本科开始接受比较系统的地理教育，也许在这时候的情况就会有所不同。从个人的角度说，从专才教育开始接触地理，更有好处一些，例如对地理学自身的各种理论和方法能更系统地掌握，更清楚它们的优点和局限，同时写出来的东西会是典型的地理研究而较少有成为四不像的危险。但从整个学科发展的角度说，从别的学科接触地理，更有助于为这个学科提供新的思路。当代有名的地理学家当中，固然有不少是从本科开始学习地理的科班出身，但也不乏从气象学甚至工程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后者往往带着ta们的背景来研究地理问题，最终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甚至改变了学科的面貌。

从出口的方向上说，地理学给人的印象是在具体生活中应用有限，甚至连规划这样本应该由地理系学生挑大梁的工作，也往往是由建筑专业或者土木工程专业占主导地位。除了遥感和 GIS 方向以外，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中学地理的人占有优势的岗位似乎相当之少。地理从一门描述性的学科转变为科学以来，层出不穷的理论的抽象性固然限制了它的实际应用，但今天的局面并不全然是地理学科自身的问题。国内的地理系多见于二、三线的大学，甚至高专，有些甚至都不算是独立的专业。除了遥感和 GIS 专业以外，学地理唯一的出路似乎就是去当中小学的地理老师，教孩子们早已过时的叙述式的殖民主义地理。而地理科学实际上的应用，分散在经济、建筑、环境等不同的专业当中。这种设置也许也能培养出地理学的人才，只是ta们带着经济学家、规划师或者环境工程师的头衔，而不知道自己所受的来自于地理科学的教育对自己究竟帮助几何，也不知道自己实际上可以为地理科学做出贡献。虽然这是国内多年来的现状，但我以为这是不合理的，特别对地理科学是不公平的。地理学之所以被看作是没有实用价值，只能在象牙塔里呆下去，恰恰是因为象牙塔里没有给地理学一个合适的位置。一个独立的地理科学系（注意不是往往以地质学和地球物理为主或者太偏重自然科学的地球科学系）不仅能为生态、环境科学、规划科学等专业输送跨学科人才，更重要的是原来分散于这些专业中的地理研究可以集中起来，互相借鉴，地理科学因而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相辅相成地，为数众多的自然、社会和人文学科也可以从中受益。在学科交叉成为趋势的今天，一个独立的，研究范围广泛，同时与其他专业保持活跃人才和知识交流的地理系，将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人才培养平台。

嗯好吧如果我在教育战线上混出来了就争取建立一个这样的地理系。

怎样识别气候变化（及其它常识的）否定论者

先定义一下，这里的否定论者不是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以科学的方法证明或证伪观点的人，而是编造理论并以为只要通过想象就能让事实站在ta们一边的人。

《卫报》的环境板块今天刊载了 [denialism blog](http://scienceblogs.com/denialism/) 作者的一篇文章，汇总了气候变化否定论者的[五大常用伎俩](http://www.guardian.co.uk/environment/blog/2009/mar/10/climate-change-denier)。

其一是将气候变化归因于政府的阴谋。但是几乎所有的阴谋论都会走向一个困境，即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最终也不能自圆其说。人人都喜欢都市传说和阴谋论，但如果要把它们用来解释光天化日之下的现象，最好还是先掂量掂量我们手里的奥卡姆剃刀。

其二是选择性地使用证据。畅销书作家，不论其观点是对是错，都喜欢使用这一招。但畅销书作者至少有的还能拿出统计数据，否定论者们最喜欢的却是用特例来推翻建立在大量实例和统计以及严密的理论计算上的观点，比如前几天 Fox News 不无揶揄地报道在华盛顿特区针对新电厂进行的游行[遭遇了大雪](http://www.foxnews.com/politics/2009/03/02/shiver-global-warming-protest-frozen-massive-snowfall/)，但它想用美国东海岸的[典型气候](http://www.weather.com/outlook/travel/vacationplanner/climatology/daily/USDC0001?climoMonth=3&from=vac_monavg)说明什么呢？要知道伊索老人家早就指出用[特例](http://ebooks.adelaide.edu.au/a/aesop/a3t/a3t_3.html#240)而非统计规律指导行动是靠不住的。

其三是利用“专家”。有些专家是在别的场合说的话被断章取义，还有的是一贯的否定论者。我个人最近的发现则是气候变化的否定论者和“智能设计”论者有一定程度的[交集](http://theevolutioncrisis.org.uk/testimony2.php)。

其四是吹毛求疵。否定论者们试图将科学解读为完美的、绝对的知识体系，ta们不断要求更完整的证据，时间段更长的记录，或者要求完美无缺的模型。即使你按ta们的要求给出了更多的数据，否定论者们也只会提出更多的要求，而不会改变哪怕一点点否定的态度。还是不要这么跟ta们玩下去了，科学家们到底无法用整个地球来做实验说明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即使有这么一个实验，否定论者们也会要求在火星上“获得可重复的实验结果”的！）。

其五是不讲逻辑。这一类策略从指责艾尔戈尔的耗电量到捏造[“夹缝中的上帝”](http://en.wikipedia.org/wiki/God_of_the_gaps)，可谓五花八门。但所有这类争论都有一个共同点：看起来很讲道理，其实跟气候变化这个主题都没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这五大伎俩从有科学和争议以来就一直在被各种否定论者使用，从当年否认吸烟有害健康的烟草公司到现在否认进化论的神棍都有意无意地在使用这些手段。豆瓣上的[一个讨论串](http://www.douban.com/online/10088828/discussion/12544512/)集了这五种伎俩之大成。有一位 Mac 同学的应对方式我觉得很好，就是另开新帖阐述观点。denialism blog 的作者认为跟否定论者争吵没有什么用处，这点我也同意。然而不论是豆瓣，还是 Guardian 的网站上，都有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何况在如此重大的危机面前采取鸵鸟策略是[人之常情](http://blog.talkingphilosophy.com/?p=803)——怎么办？我在做的工作跟气候问题沾一点边，我以为我有这个义务传播一点信息，让更多的人看到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的可行性。虽然我可能只有一丁点的发言权，但我也想把它利用好，不要让主流观点反而陷入了（反向的）[沉默的螺旋](http://en.wikipedia.org/wiki/Spiral_of_silence)。[1. 这个说法来自于对“沉默的螺旋”观点的一个质疑，认为事实上人们乐于表达与主流意见不同的观点，只要背后有个人或者群体的支持。见 ERIC。]

如果有希望，希望在90后中间……？

Image by Myles Noton via Flickr

《卫报》的网站上有个叫 [Comment is free](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 的 blog，我以前只关注过很短一段时间，但今天一位叫 Joss Garman 的作者写了一篇题为[《不是为了反叛；为了避免灾难》](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09/mar/08/activism-climate-change)的文章，引起了读者中，特别是60后与70后与80后和90后的激烈争论。

先不论观点如何，这篇文章写得确实很痛快。作者认为目前当政的老头子们，特别是婴儿潮时代出生的 Gordon Brown 这样的政治家，在气候变化面前缺乏行动，还想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抢建希斯罗机场扩建工程等增加二氧化碳排放的工程。他举了一些年轻抗议者的例子，包括最近向英国商业部长曼德尔森扔蛋黄酱的 [Leila Deen](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09/mar/09/heathrow-third-runway-activism)，用来说明年轻一代正在采取政治行动来唤起对气候变化的关注。

作者料到他这篇文章的评论里会充满了对他的观点的讥刺，结果也并未出他所料。有犬儒的人说“俺们当年也为啥啥游行过，结果什么用没有，你们啊，不要被政治家利用了……”，也有人说“当年核危机，种族隔离，那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个啥气候变化是莫须有的，是美国、联合国、IPCC 联合编造的谎言……”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有趣的是，活跃在60年代的嬉皮士们倒是给了 Joss 的观点最多的支持。

我并不完全同意 Joss 的观点和他主张的行动。也许嬉皮士们给他的支持说明了他主张的行动本来就是因为从年轻人的抗议活动中看到了自己当年“无因的反叛”的影子，心生亲切。但现在以阻挡飞机起飞和扔蛋黄酱为抗议方式的年轻一代，是否关心作为政治问题的气候变化问题，以及其抗议是否比嬉皮士们的抗议更有政治影响力，都难说得很。但我以为，即使在英国这样一个标榜民主的国家，现在的青年和60年代的青年一样，都很难让政界听到他们的声音，所以采取看似极端的抗议行动大概也是无奈之举。但的确，气候变化会直接影响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所以青年一代完全有理由试图唤起政界的关注。

但是闯进机场然后被逮捕不是唤起政治家关注的最佳手段。我想理想的状况是一个机构能够代表青年的呼声，同时能够把政府的考虑传达给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士，但是，无论是环保组织还是学校来做这件事，似乎都有多管闲事之嫌。青年政治家可能也不愿意在这方面过度活跃，以免过早地被挂上绿党和 treehugger 的标签而被边缘化。所幸在对气候变化应采取行动成为社会共识的今天，青年们除了抗议以外还有很多渠道可以采取行动，可以自下而上地影响政策格局，虽然这是个间接但相对缓慢的过程，但我以为这是关心这个问题的青年可以取得最多成效的地方。Joss 使用了“we"这个词来指代整个80后和90后世代，在我看来有些过度概括，在这一代人中不相信或者不关心气候变化的人不在少数；认为所有人都会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因而拥有共识，会让了解和关心这个问题的青年忽视他们对同龄人能起到的同伴教育作用。

我对 Joss 这篇 blog 的翻译在[译言](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46872/32749)。

Serious Play, blog 与酸葡萄

Serious Play 是2008年[美国艺术中心设计会议](http://www2.artcenter.edu/designconference/)的主题词，在这次会议上艺术家 [Paula Scher](http://www.paulascher.com/) 专门做了以 Great Design is Serious (not solemn) 为题的[演讲](http://www.ted.com/index.php/talks/paula_scher_gets_serious.html)。她在演讲当中强调了 Serious 与 Solemn 两个概念的区别，我在这里姑且将其分别译为“认真”和“肃穆”。她说，许多孩子都是以玩耍的方式开始认识世界的，而且ta们对待玩耍的态度都是认真的。类似地，刚开始职业生涯的成年人在他们20来岁的时候最有可能取得巨大的进步，在30来岁、40来岁、50来岁……的时候取得的进步越来越小，如这个[职业生涯阶梯](http://www.youtube.com/watch?v=atn22-bmTPU#t=3m29s)所示。Paula 说，这是因为人们变得肃穆了。变得肃穆很容易，只要别人对我的工作有所期望，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自然会变得肃穆。但维持认真的态度却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的态度是认真的，但其实只是肃穆的。而 Paula 认为，对于艺术家来说，有价值的作品来自于认真的玩耍。认真的玩耍代表着反叛、创新和改变的态度，其产物在肃穆的眼光中看来并不完美，但完善是交给肃穆的人的工作。

Paula 回顾了她职业生涯中4次“认真”之后变得肃穆的经历，并指出她认真地玩耍的机会都是来自于那些她刚刚接触的，完全“不够格”去做的工作。而当她的作品被主流开始接受以后，她不自觉地开始对主流的反应有所期待，而且她的风格也被其它人模仿，于是这时候的玩耍就变成了肃穆的工作。为了保持创作的生命力，Paula 的选择是不断尝试那些她“不会做”的项目。

我们的传统更多地强调务实和肃穆，小学生们进学校的第一堂课就是学习如何把手背在身后肃穆地听老师讲课，为了高考这个肃穆的目的，学生可以不用认真地思考上了大学以后何去何从的问题，只需要肃穆地应付考试；好不容易进了大学，毕业设计的时候一大任务就是肃穆地保证论文格式100%服从教务处一年一变的格式要求，至于论文写作的过程和背后的结论是否认真，倒是显得次要。在这种肃穆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在离开学校和发现了互联网这个无与伦比的玩具之后，选择了变本加厉地玩耍。以前有各种“恶搞”，现在有各种对文化和社会现象的山寨化。这些玩耍的主动者，动机无从知晓，他们也许是认真的，这些玩耍也确实传达了一些信息，强过那些肃穆却言之无物的所谓作品，但对于大部分被动地参与这些玩耍的人，他们的玩耍也许既不是肃穆的也不是认真的。有些玩耍是反叛的，但是它们都是建立在迎合大部分受众（网民）的口味，以及创作者熟悉的理论和工具的基础上，因而不构成认真的创新，也不构成对创作者自身的挑战和反叛。“嫦娥”撞月的新闻是肃穆的，网友们 PS 的探测器撞向美国国旗的玩耍是恶搞的，而计算嫦娥应该在哪里以怎样的变轨动作开始下降才能撞向那面美国国旗，或者撞向[伽利略环形山](http://en.wikipedia.org/wiki/Galileo_Galilei)来纪念伽利略开创天文观测400周年，这样的玩耍是认真的。

你也许会说，那是 Rocket Science，没几个人能算对。别忘了认真地玩耍的要素就是尝试“不会做”“不够格做”的事情，而且没人要求我们算得完美。我一直是一个肃穆的人，但现在我想我有理由尝试认真地玩耍的态度，因为科学虽然常常被看作是一个肃穆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的过程，但不能否认往往是那些将其它领域的，别人认为“不够格”去谈论的成果带进自己研究领域，质疑现有状况的科学家才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创造了新的经典。是的，我想科学甚至应该允许人们以玩耍的态度向她提出问题，甚至是质疑。而像[搞笑诺贝尔奖](http://improbable.com/)这样的玩耍，其意义之一也在于它以认真的态度鼓励看似不务正业，实际上最体现科学和玩耍精神的研究。

但是像气候变化否定论（Denial）和生物的“智能设计”这样的理论是否能在认真的玩耍的旗帜下，对科学界现有的理论发起质疑呢？我认为它们没能满足两个重要的条件：其一，它们可能是肃穆的，但不是认真的。翻开像 Roy Spencer 这样的全球变暖否定者和“智能设计”鼓吹者的文章，你可以看到ta们从遣词造句到表格图表，无不尽庄严肃穆之能事，但ta们从未表现出对既有理论的认真反驳；其二，它们不是玩耍的产物，玩耍要求涉足未知的领域，而这两种意识形态（实在不能称之为“理论”）的鼓吹者却都是固守着自己的知识和看法，对新进展和新学科如基因学提出的证据选择性失明。

关于我的 blog，我知道它既不像和菜头的 blog 那样引人入胜，也不像闾丘露薇的那样关心国计民生，更不像李淼和松鼠会的 blog 那样充满了专业的科学洞见，这里的绝大多数帖子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它只是一个连自己学的是什么都没有搞得太清楚的人出于好奇心试图对自己相对熟悉的东西和不那么熟悉的东西都记录和评论一番，它不完美甚至不美。每次我看到 Google Analytics 里本来就少的访问量仅集中于几篇“实用”的帖子就觉得很囧，但容我酸葡萄一下，我认为这个 blog 作为一个没有确定完成期限的 project，完全符合 Serious 和 Play 两大要素，而当有太多的人真的关心它说了些什么，它就变成一个 solemn 的工作了，我宁愿这一天到得晚一些。

英国城市垃圾回收的问题与经验

今天《卫报》发表文章，题为[《垃圾回收的真相》](http://www.guardian.co.uk/environment/2009/feb/26/recycling-waste-environment)（The truth about recycling），讨论了生活垃圾的大量产生，“可回收垃圾”的复杂定义，以及具体实施过程中在搜集、处理和再利用环节当中的问题。虽然讨论的范围局限在英国，但垃圾分类处理和回收利用在中国这样一个无论是[填埋](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02/06/content_10772832.htm)还是[焚烧](http://www.sei.gov.cn/ShowArticle2008.asp?ArticleID=167998)都受到诸多限制的国家应该是一个可能性最大的发展趋势，因此这篇文章中谈到的问题对中国以及处于类似阶段的国家都有引以为鉴的意义。

英国目前使用的“双桶”系统建立在原有的以户为单位的垃圾收集制度基础上，除了原有的黑色盖子的垃圾桶，英国不少城市的居民现在都可以把常见的可回收垃圾如纸张、金属等投入绿色盖子的垃圾桶。市政部门一周收集黑色盖子的垃圾桶，下一周收集绿色盖子的垃圾桶，如此循环。市政部门专门印制了宣传材料通过邮政部门发放到各家各户，告诉居民哪些垃圾可以被回收，以及在什么日期派人收集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在网站上也有类似的信息，例如我所在的区的政府[网站](http://www.broxtowe.gov.uk/index.aspx?articleid=1352)。我猜测，由于对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的回收周期都由过去的一周变成了两周，而生活垃圾的产生总量和垃圾桶的总容积短时间内不变，居民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将垃圾分类处理的动机——否则一个垃圾桶放不下，而把不可回收垃圾放入可回收垃圾桶是会被市政部门拒收的。从我对住处附近垃圾处理设施的观察看，这套系统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但是《卫报》的文章暴露了这套系统的问题，并向读者展示了ta们看不到的层面。对我来说，有切身感受的就是这套系统由于某种原因被复杂化了。比如，玻璃瓶是可回收的，但如果我将其放入绿色盖子的垃圾桶，也会导致被拒收。我们必须将其放入一个专用的绿色大袋子等待专人来收取，或者自己把瓶子带到超市停车场的玻璃回收箱。同样是塑料袋，超市购物使用的聚乙烯塑料袋也不鼓励放进绿色垃圾桶，只能通过超市渠道回收。仍然是我的猜测，玻璃分开处理大概是为了分拣工人的安全和健康考虑，怕玻璃碴子划伤工人，但这无法解释为什么不把聚乙烯塑料袋也纳入同一个回收体系。这套系统对于熟悉它的人尚且很混乱，对于初来乍到的人就更难搞清楚了。

不难想象，这种混乱会带来效率的降低和成本的提高。而更严重的问题，据《卫报》说，是垃圾被回收后的去向问题。英国自身对这部分垃圾的利用程度有限，虽然在造纸和塑料行业有成功的例子，但据说不少垃圾实际上在本国由于企业缺乏经济动机而没有市场，都被来自中国这样对资源需求较大的国家的买主以相对低廉的价格收购。但也有人声称，并不是所有可回收垃圾都被回收利用了，有些可回收垃圾可能最终还是在尼日利亚等国家的填埋场埋掉了。这些问题使得有人提出应该用焚烧替代回收，因为它成本更低，更简单，也许更环保。

但我的担心是如果“双桶”系统被焚烧取代，很可能会导致垃圾产生量的增加。再没有什么比想到所有的垃圾都只会化作一缕青烟和可以用来发电的热能更能让人放心地产生垃圾的想法了。现有的回收系统虽然问题不少，但它至少有效地控制了垃圾的源头产生量。垃圾税系统也可能成为有效的控制源头的手段，但它其实并没有给居民提供一个有效的替代选择。在现有的生活方式和商业行为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很可能住户该扔多少垃圾还是会扔多少垃圾。

如果中国要推行垃圾分类回收制度的话，可以从英国经验学到什么呢？“双桶”模式对于单元楼为主的大部分中国社区不好复制，但也许可以通过收集渠道的多元化和结合回收补贴与垃圾费（读作：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促进回收率的提高。最值得学习的正面经验应该是英国市政部门系统化的投入和对居民有效的信息支持。而对于回收垃圾的消化，可能需要一个比现在更好的经济气候，还需要一个更透明的定价系统和适当的政策激励。将回收垃圾转移到国外似乎并不可行，考虑到英国在有这条渠道的情况下仍然面临着垃圾无处可去的困境，当中国也开始进行垃圾回收后这条渠道的容量就更小了。无论在中国还是英国，源头的控制都是垃圾问题根本的解决之道，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促进消费的政策无疑都会给这种控制带来挑战。

科学媒体的现在与未来

在中国的科普又一次引起了网民关注的时候，美国人也在思考类似的问题，不过他们考虑的是科学媒体的去中心化和基层化。[这篇 blog](http://scienceblogs.com/framing-science/2009/01/the_future_of_science_journali.php) 里提到的一个问题是美国许多本地级的报纸不再报道科学和环境类的内容，但在未来，相应级别的草根媒体也许可以承担这个功能，用 blog、podcast 等形式报道与社区生活有关的科学和环境消息。该 blog 还给出了旧金山湾区的一个实例。

作为最贴近一般人生活的层面，由社区媒体承担唤醒环境意识的任务也许是个好办法。当然具体操作起来，直接深入到社区层面可能会比较麻烦，特别是这种报道对选材和长期投入的要求非常高。这在社区媒体和科学媒体都不发达的中国更是困难。但是如果有志投身科普工作的人能够按地区联合起来组建网络上的 local hub，从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和省一级地区逐渐向下普及，应该是一件有社会意义的事。

为什么指责 WGA 是打偏了靶

大一军训的时候打靶，5发子弹，有人能打出80多环，有人打0环，原因无它，盖0环的哥们认错了靶子也。

下文本来目的是回复方军的 blog 上关于微软黑屏的评论，也算是我对目前这出闹剧的看法，写了半天，舍不得白白贡献给方军一个人，转贴于此，文中“这个 blog”是指方军的 blog：

首先，针对盗版用户投放信息，引诱或强迫用户安装能够通过 phone home 方式窃取数据的软件，以及事实上控制用户的电脑和数据，这是三种不同的 行为。微软所做的只是第一件事，其余两件目前没有任何个人或者组织能够提出证据，所以仅仅因为微软通过正版验证把盗版用户的桌面变黑就说微软控制了这些机器无异于捕风捉影。

其次，操作系统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为应用程序提供对硬件的访问和数据的输入输出，从这个意义上说微软的操作系统确实具有接触和发送用户数据的能力，但有行为能力并不意味着微软可以这样做，因为其 EULA 明确规定微软使用任何用户数据必须得到用户同意，改变使用这些数据的方式和目的也必须得到用户同意。我国的信息安全法规也规定了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微软应该还没有糊涂到不仅违反自己的 EULA 和国家法律还大张旗鼓宣传的程度。而如果仅因为升级改变了桌面的外观就大惊小怪，那么 Mac OS 10.5.2 -- 10.5.4 的升级，屏幕上方的菜单栏一会儿透明一会儿不透明，或者以前 Debian 的升级经常导致 X Window 的中文字体和 locale 设置丢失，我们是不是也要惊呼 Apple 和 Linus 控制了我们的电脑？那我们还是继续用算盘好了。

再其次，在操作系统方面鼓励多元化，避免 Windows 的一家独大是好事，但“微软可能控制我们的电脑”并不是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因为如前所述，无论 Mac OS X 还是 *nix，技术上都有能力访问和传输用户的数据，并不是用了非微软的系统就可以高枕无忧。真正应该提防的，是病毒、木马、恶意软件利用操作系统的处理数据的能力危害用户。所以，盗版用户们与其因为自己的 Windows XP Pro 桌面变黑而莫须有地指责微软，不如放弃一些用不到的功能，花五百块买个正版的 XP Home，这样安装的时候“我同意”的那个 EULA 才算真正生效，日后用户的数据如果真是因为微软的缘故有了闪失，也好名正言顺地找他们要个说法。至于大规模转向 Linux/Unix，以大多数计算机用户的水平，恐怕只会造成多得多的安全漏洞。将应用转到互联网上，对于数据安全是个更不靠谱的想法， 从 air sniffer 到 tcpdump 再到对 php/asp 和服务器本身的攻击，用户的数据在传送和存储的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风险，比放在本地机器上高得多。

最后，闭源的操作系统在敏感应用中确实有风险，这也是微软对政府提供其操作系统和 Office 的源代码 （http://www.microsoft.com/resources/sharedsource/gsp.mspx）的原因。问题在于，现在质疑微软黑墙纸的人当中，有多少是真的担忧自己和国家的信息安全？在骂微软的人当中，有多少是为了能在继续使用盗版的同时求一个心安理得？如果说上亿电脑用户真的那么担心机器被闭源的操作系统“攻破和控制”，为什么 Windows 和 Office 还是从计算机文化基础课到政府办公自动化的唯一代名词，为什么红旗和麒麟成了违反 GPL 的开源界笑柄和抄袭并违反 BSD License 的丑闻，我国还没有一个真正拿得出手的开源操作系统项目？微软的这种做法叫做 nagging，本来是共享软件界作者们让用户付费常用的做法，结果在中国成了个重大 IT 事件，其中媒体和大部分网民的声音只体现了两种心 态：炒作和添油。

至于用户的主动权，一部分是用户自己放弃的，一部分根本是盗版用户不应得的，与自动更新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不可否认十多年来微软在中国成功的营销（和可能的对盗版的纵容）导致大部分用户已经到了没有 Windows 就不知道如何使用电脑的地步，但这个主动权不是 Windows 通过自动更新剥夺的，而是一个历史和传统问题：信息生产者和消费者完全是由于当初的选择和一系列的路径依赖把自己放进了连网银都离不 开 Windows 的窘境。在黑壁纸事件当中，因为对 Windows 的过度依赖而被剥夺、同时自我放弃了更换操作系统的主动权的盗版用户，也无权要求微软对盗版用户使用 Windows 和是否安装该更新的主动权负责。如果要对微软的 WGA/OGA 自动更新提出法律上有效的异议，这部分用户唯一的选择是购买和安装正版 Windows。至于正版用户，ta们被这个正版验证工具白白占去几百k硬盘空间，也许还被添了其它麻烦，ta们有权指责微软并要求微软为通过验证的系统提供卸载工具，但同时ta们是否应该想一想是哪些人造成了目前这种局面。

总的说来，我觉得包括这个 blog 在内的媒体对微软控制用户电脑的指责是无的放矢的炒作。微软本身并没有什么违背其商业和社会责任的行为。在这个事件中真正应该讨论的问题是 1. 用着盗版，有没有可能平等地与跨国公司谈自己的权利，基于什么样的可接受的原则；2. 为什么整个国家十几年不动摇地如此依赖于一个公司售价高昂的私有技术操作系统，是什么造成这种局面；3. 在大部分网站用 asp 写，架在 Windows 服务器上，网银离开 IE 就没法用，连大中小学课程都离不开 Windows 的情况下，如何摆脱这种依赖；4. 退而求其次，以 Windows 为主要操作系统的同时，如何才能不对其它操作系统的部署和使用造成障碍，如何保护这些少数派系统用户的权利，如何发展本国自有的软件技术并提高关键部门的信息安全性。

三聚氰胺和它的表兄弟们

声明：本人大学有机化学几乎不及格，因此文中所述仅代表本人想法，不建议以本文作为任何讨论的论据。本文对食品的选购无指导意义。引用和转载本文必须包括原 blog 链接和本声明。

现在写奶粉事件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后知后觉。不过没有刻意去搜集信息的我也没有搞清楚为什么三聚氰胺会导致结石，美国 FDA 在2007年进行的风险评估（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到译言翻译此文）表明三聚氰胺的对老鼠的半致死剂量（LD₅₀）是3161毫克/公斤体重，毒理学里这算是个很大的量，所以报告在 executive summary 里说食用含三聚氰胺的饲料喂养的动物制品并不对人体健康产生威胁。但同时，报告也注意到了对狗的喂养实验中被投喂1200毫克/千克体重/天并持续一年的狗出现了结晶尿现象（crystalluria，求正确译名），对食用了含三聚氰胺饲料而死亡的宠物的尸检则显示它们死于急性或亚慢性肾衰竭。这份报告也注意到了结石现象，指出13周的鼠类实验中不产生不良作用的最高限是63毫克/千克体重/天并将其作为对人体风险评估的指导标准。

三鹿奶粉的检测结果是2563毫克/千克，按照英国的标准，婴儿每天每公斤体重摄入的婴儿配方奶粉量应为2.5-2.7盎司，合0.070到0.076千克奶粉，也就是说三鹿奶粉的受害者每天摄入的三聚氰胺至少是179毫克/千克体重。反过来算，800毫克/千克以下含量的三聚氰胺也许还不至于在一两年内造成明显的健康问题，从这个角度看，那个奶粉吵架的段子还真有些道理，也说明三鹿曝光以后对奶粉行业的全面检验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不然这个问题可能还会被埋藏很久。

虽然在零容忍的前提下，检出三聚氰胺就已经让乳制品行业被扣分不少，但是我还是想指出仅仅检验三聚氰胺一项并不是最可靠的鉴定方法。今天的 Science Blog 里有一篇文章谈到了中国的乳制品问题，并链接了去年华盛顿邮报对宠物中毒事件发表的一篇科普文章，这篇文章指出，虽然猫狗饲料中的三聚氰胺实际上远未达到致死或产生结石的剂量，但饲料中含有的另一种毒性不及三聚氰胺的化合物氰尿酸（cyanuric acid）成了帮凶。三聚氰胺和氰尿酸两种化合物的分子结构类似（见图，取自 FDA 风险评估报告），而且据报道在猫的尿液中很容易依靠氢键作用形成三个三聚氰胺和三个氰尿酸分子构成的不溶六聚体从而造成结石，即使三聚氰胺本身的含量并不超过猫的排泄能力。据报道，32毫克/千克体重单次剂量的这种聚合物就可以在猫身上造成急性肾衰竭。所幸这种聚合物在酸性环境下很容易分解。但对于胃肠功能不佳或者不完善的人它可能造成大麻烦。牛奶本身的 pH 在6.5-6.7左右，也并不是最适合分解这种聚合物的酸度。

三聚氰胺

氰尿酸

大部分简体中文媒体似乎只注意到了三聚氰胺而没有注意到它的类似物，跟去年的华盛顿邮报相比，我们也许都有点后知后觉。氰尿酸作为副产品容易在三聚氰胺加工制备过程中被混入，去年美国在宠物饲料中也有检出，而且其氯代物三氯异氰尿酸在乳制品行业中常用作消毒剂，水解后也可产生氰尿酸。由此推出即使乳制品中没有三聚氰胺，也可能混有氰尿酸。所以，要正确评估食品和饲料中三聚氰胺的危害，还应该把氰尿酸也纳入考虑当中。我不太清楚质检总局对奶粉抽检时采用的分析方法，如果使用的是蛋白质氮含量与总氮含量的差值法，则可能给出的结果已经包括了氰尿酸，但我们也关心这二者的比例。总之我们对于三聚氰胺以外的其它有机物杂质的危害应该有一定认识。反过来说，如果能通过色谱等手段证明某些乳制品里检验出的少量“三聚氰胺”只是氰尿酸的话，则不必太过担心，因为可能只是在生产过程中从器具和生产线上无意混入，而且它的（毒理学意义上而非通俗意义上的）毒性较三聚氰胺要低得多。

配额系统与优化结果

上周五出版的《科学》杂志报道了一些科学家经过对全球一百多个渔场的调查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如果将目前渔业中使用的全行业配额制度改换为个人可交易的配额（Individual Transferrable Quota, ITQ），将有利于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并指出如果基于个体权利的管理制度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的话，2003年产生崩溃（年生产量小于历史最高值的10%）的渔场将只占9%而不是实际上的27%。由于市场规律的作用，经济上最优的产量并不是鱼类种群所能支持的最大可持续捕捞量（Holling 的 resilience 理论和一些研究认为这个量实际上并不是可持续的，考虑的因素太少），而是小于这个量。真正的问题在于个体捕捞者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全行业捕捞限额的限制，并且有动机尽可能增大自己的捕捞量，结果造成整体的捕捞量仍然超标。ITQ 的作用是把限额落实到个体捕捞者身上，并引入交易机制使捕捞者在某些情况下不会最大化捕捞量，而是将多余的捕捞量转让给其它人。ITQ 的另一个作用是避免了行业整体配额导致的捕鱼季节抢捕和大量渔业产品冲击市场压低价格的现象，避免了渔业的恶性竞争。

ITQ 的想法很聪明，同时也很简单，就是把个体的权责进一步明确，赋予个体经济动机同时达到改善整体水平的目的。环境管理当中采用配额系统的例子不少，但是对于稀缺资源，有时候管理者容易忽视配额是否能起到限制的作用。施加于集体的配额比较容易分配和管理，但是在个体的权利不明确时，对于个体的约束作用可能并不很大。比如黄河沿岸的用水，就我所知配额是下发到省市一级，但对于单位和个体农户而言，只要上面开闸放水，合理的行为必然是尽量把水朝自家水罐、田地里多放一点。如果能实施更为具体的配额制度，黄河沿岸的用水量也许还能进一步减小，而干流上的水库水闸也不必靠行政命令限制供水了。

这当然是一个美好的设想，真正实施起来还有不少问题。对于渔业来说，捕捞量的审计相对是容易做到的，而且渔户好像也没有什么理由要在捕捞量上作弊；而现有的河流灌溉体系要实现到户的流量精确测量似乎还有难度。另外就是权利如何转让的问题，对于河流而言，上游节省的流量只能由下游进行经济补偿，而按照现有的 ITQ 体系，下游如果也用不完自己的配额，上游就算是白省水了，除非下游因为多余的径流获得的生态和社会效益可以被合理定价纳入到体系当中来；另外个体节省的配额，如何与数百甚至上千公里以外的另一个个体进行有效和经济最优的交易，也是一个问题，需要先进的测量、审计手段和透明、广泛的水期权市场的建立。

ITQ 体系还有一个可能的应用是对车辆上路的限制。在 Google Scholar 上大概搜索了一下，大多数国家还是使用牌照税和燃油税手段限制车辆增长和使用，只有像新加坡这样严刑峻法的国家使用了硬性限制每年新增车辆数的办法，同时带来了车主不愿（不能）换新车导致车况下降的问题。那么有没有可能变车辆限额为里程限额呢？车主每年按照车型和自己使用车辆的模式交纳一定费用并获得一定的配额，并可以交易这些配额？当然这样做还是有开10公里上班的人是否应该比开8公里上班的人多花钱的问题，而且可能对城市的布局产生（积极的？）影响，不过似乎比简单的单双号上路好，还是变集体权责为个人权责。

Ideology at first, now a supply chain problem

There is an article on Guardian's environmental website that states that the rise of organic farming and anti-GM food attitude is causing hunger in Africa.  It claims that African farmers are converting to low-intensity organic farming thus cannot produce enough food for Africa's own people.  It also advocates that African countries should learn from China and India who have managed to provide enough food for large populations through adopting modern agriculture technology.

I remember when I first came to UK I discussed with my tutor the argument around GM crops.  I said there was no perceivable attitude against GM food in China, and he was a bit surprised.  It is understandable as he was concerned about potential harm of GM crops to native species.  The assessment of risk and research on GM crops has progressed a lot since then.  GM food nowadays is accepted inside the EU after being strictly assessed.  Yet it is sad that GM food -- even after proved not harmful to local gene pool -- is still considered inferior to organic farming products and suitable only for the hungry people.

The fact that prople are "modifying" the gene of crops by selection since there is civilisation and why scientists tried to develop GM crops in the first place connote that GM crops has some desirable traits that worth promoting.  The idea is just being demonised for too long that people forgot what was the purpose of GM food to begin with.  In fact GM crops can deliver products that one cannot tell from "organic" food at larger quantities and reasonable fertiliser/pesticide use level.  The image of "Frankenstein crops" hampered the popularity and adopting of GM crops.  In this Risk Society, the disbelief and self-contradiction of plural sciences has costed people the chance to reduce famine, although they may also stopped ecological disasters.

It may help if the public relationship of GM crops can be improved.  Yet the really interesting and annoying question is now that Europe with surplus food is turning to organic farming, why Africa with a large population in hunger follows suit?  And people argue that what we really have is not a production problem, but rural development problem.

This pattern perhaps illustrates the direction of flow in globalisation: the worry about GM food is expanding from Europe to Africa, whose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being imported into Europe.  With the European's favour of organic food, it would not be fair to ask Africans to plant GM food to feed themselves, as doing so will weaken African products' competition with European agricultural products at an already twisted price level.  The hunger problem, if has to be solved by GM food, also needs people in developed world make a choice in favour of those neglected food and their producers.

语录和北京的空气

"我们不只是为了奥运而去改善空气质量，而且是为了提高整个中国民众的生活质量去做。"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沈丁立

这句话我非常赞同。历届现代奥运会的主办城市，都会将奥运会作为促进城市发展的一个契机。大多数情况下，奥运会也确实促成了城市在某方面的发展。但如果奥运会带来的只是城市的扩张，像1908年的伦敦奥运和1968年的墨西哥城奥运那样，一是对北京这样一个已经十分巨大的城市并无必要，二是这样的单纯扩张也被在后来证明并不利于城市的协调发展。奥运会离开北京以后，如果能留下什么，除了心态更加国际化的市民，更加发达的基础设施，最好还能带来北京市乃至全国百姓生活品质的真正提高。环境质量的改善，是生活品质提高的一个必要环节。

最近许多境外媒体表达了对北京空气质量的忧虑。我自己前些日子也在北京，个人感觉是跑步都不想跑。我缺乏在闷热潮湿的地方生活的经验，近几年也没有比较北京夏季和其它时候天气的机会，所以不好断定这些天北京灰蒙蒙的空气到底有几分是因为颗粒物，有几分是因为天气的影响。但是即使是天气的缘故，我们也应当正视这样的空气不论是观感还是体感都并不理想的现实，而且应当认识到污染还需要有力的控制。所以，像沈丁立所说，我们的目光不仅仅要看到奥运会和残奥会这两个月，还要争取今后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

2007年8月单双号限行测试时我也在北京过暑假，当时觉得效果是明显的，今年似乎就没有那么明显（据联合早报，2008年7月24-26日的空气污染指数分别是113，110，115）。北京市环保局的解释是“没有明显的对流天气和强降雨，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单双号也好，关闭首钢的炉子也好，并不能作为在长期中解决空气污染问题的手段。作为一个被燕山和太行山脉环抱的大城市，北京的地形与智利的圣地亚哥相似，都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强对流天气实现污染物的扩散。而北京目前的发展趋势，可能会使这种依赖进一步加强，同时减弱对流天气形成的驱动力。

在实行单双号限行的同时，北京却缺少对汽车数量的严格控制。从07年5月到08年3月，汽车的增加量约为20万辆，平均每天增加700多辆。数量众多的汽车除了带来大量的排放，还造成了道路和停车场资源的紧缺。为了满足车辆的需要，大量修建新道路和停车场，又使得绿化覆盖率，特别是树木的覆盖率严重降低，这一方面在白天带来了显著的热岛效应使得空气湿度增大，污染物难以扩散，另一方面在晚间大热容的地面又容易加热空气使其上升成为逆温层，继续阻碍污染物的扩散。所以，单双号的作用有限，固然与天气有关，这天气的形成，却不能说与人为因素没有一点关系。

在奥运之后，怎样实现长期的空气质量提高呢？公共交通的发展能解决部分问题。可以预见的是公共交通将会因为奥运变得更加便利，但从我几天前的体验看，公共交通还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以从清华大学到王府井外文书店为例，首先要坐校园公交到主楼门口，然后需要步行约1.5公里才能到轻轨车站，再转两次地铁到王府井车站，此后又要在宽敞无比却没有一丝荫凉没有一条长椅的步行街上走约0.8公里才能到外文书店，原路返回之后人基本哪儿也不想去了。如果挤公共汽车，在夏天更是难熬。所以为什么在道路已经拥挤不堪的同时，北京许多没有车的人还在想法买车，就不难理解了。如果这个便利性的问题不解决，公共交通的发展不会很大，何况还有地铁公交本身容量的问题。而公共交通不方便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北京的道路和建筑本身对公共交通很不友好。道路上公交站台的设计是大部分线路很长（由于城市本身规模和道路长度的原因），站台相距很远，而一站上许多线路都挤在一块儿，典型的就是清华西门和中关村海龙大厦，结果造成这些路段无论公交还是私车都拥堵在一起行驶非常缓慢；建筑方面，北京的二环外的大量建筑都追求外表的宏大壮丽，结果本来不应该太大的街区被这些建筑和附属于它们的停车场、广场撑得过于庞大，更要命的是这些建筑往往又是功能重复的挤在一起扎堆，比如若干个写字楼、若干个购物中心整整齐齐横在马路一边，这也使得公交之间的换乘极为不便。私家车虽然还有找车位的问题，但比起要走以公里计的道路才能找到一个车站还是省力多了。

所以北京的空气质量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城市规划问题。解决的方法，除了单双号这种治标的手段，我想更重要的是引导公众少买私家车，同时通过增设支线公交/轻轨线路，分散站台等手段使公共交通更加便利，用天台花园、城市公园、行道树等手段增加绿地面积，同时在新的规划和建设中减少大型建筑、广场的数量，改为小型建筑组成的功能多元化的社区。这样也许有望减少大量机动车带来的一部分空气污染问题。

终于还是认了

水木上转载的环境保护部消息：

……一是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首次出现“拐点”。积极推进工程减排和结构减排，认真落实管理减排措施，全国装备脱硫设施的燃煤机组占全部火电机组的比例由2005年的12%提高到48%，城镇污水处理率由52%提高到60%，全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1383.3万吨，比2006年下降3.14%；二氧化硫排放量2468.1万吨，比2006年下降4.66%，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实现双下降，首次出现了“拐点”。

污染物排放量下降本来是好事，不过使用“拐点”这个概念有点叫人犯嘀咕。我记得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环境保护的宣传口径一向是不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但是将下降称为拐点无疑是向世界承认，我国的二氧化硫和 COD 排放在过去一直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增长的，直到去年才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实现了污染排放的降低。这也就等于向世界承认，尽管我们不明说，经济和环境的发展还是按着 Kuznets 曲线走的。

Kuznets 曲线最早被用来描述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会首先加剧，然后在某一个点开始减少，如图所示。后来有人提出了环境 Kuznets 曲线，用来解释发达国家最初以环境为代价换取发展，然后以新技术为契机，雄厚的经济实力为资本，开始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减少环境破坏这一现象。英国可能是个最明显的例子。工业革命时期的泰晤士河臭不可闻，现在的泰晤士河偶尔还会有鲸不明就里地闯进河道；伦敦也早已摘去了煤烟尘带来的“雾都”帽子。由于这个说法只是对经验的不完全归纳，很多人并不赞同把它作为对环境史的可靠描述。他们指出如果考虑某些环境资本的不可替代性，实际上环境破坏始终是增加的。现在看来即使今后的环境指标继续好转，中国还是在按着这个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发展。

考虑到经济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往往要消耗不可再生或很难再生的自然资源，是不是可以说 Kuznets 曲线至少前半段是不可避免的呢？这个问题也许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研究的范围和计算自然资本。如果假设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占用和消耗可以用其他产品的价值弥补，同时选定一个新开发的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其所需技术和物资的成本大部分都“外部化”，那么环境资本的减少可以实现为0或负值，但是条件稍微改变，这个说法就不再成立了。至少以人类目前的技术水平，这个曲线的前半段还是一个全局有效的对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关系的描述。

至于中国能否实现 Kuznets 曲线的后半段，即使放下环境资本的不同计算方法不谈，也并不是一幅乐观的图景。首先，如果中国要在达到英美的经济水平的同时才实现同等的环境质量，地球现有的资源可能是不够用的。而在气候变化将要或者已经通过一个临界点的现在，无疑是又增加了一个限制因素，而中国在碳汇市场上很可能还要长期处于买方的地位。而且英美的环境成本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外部化的。中国外部化环境成本的努力，由于其规模往往很大和不可持续，也容易遭到别国的指责。

而像一些水体几乎不可逆的污染还有物种的灭绝这样的损失，是否可以通过经济和其他环境指标的改善来弥补，也是环境科学家和经济学家永远争吵不休的问题。

“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这个提法可能是容易让人误解的。宏观上，随着经济发展环境资本的减少不可避免，环境保护的目的还是在于让“拐点”来得早一些，低一些，并允许我们以可持续的方式从这个点上走下来。

The (Flame) War on Democracy

租了几个片子来看，《暴力史》估计很好看，碟片已经划花放不出来，所以改看了记录片 The War on Democracy。片子讨论的是美国在过去近60年中对其“后院”拉丁美洲的持续不断的干涉，以及中情局等部门为扶植符合美国利益的代言人采用的种种手段，并展示了美国扶植下的政府给当地人，特别是本地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影片中反复被提到的词是 empire 和 imperialism，比较符合美国一贯的国际形象。Britannica Online 对 Imperialism 的定义是

state policy, practice, or advocacy of extending power and dominion, especially by direct territorial acquisition or by gain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trol of other areas. Because it always involves the use of power, whether military force or some subtler form, imperialism has often been considered morally reprehensible and the term is frequently employed in international propaganda to denounce and discredit an opponent's foreign policy.

从定义上看，如果片子里的记叙属实，这个词的使用在这里还是比较准确的。影片似乎暗示美国的拉美政策是在二战后美苏争霸的格局中定型的，其根本要求是拉美国家的政策必须符合美国的利益，至于是否民主并不重要。于是美国暗地里支持政变、暗杀、搞臭不顺眼的民选领导人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一点逻辑关系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将拉美国家的贫富分化和土著民族的地位低下归因于民选政府被颠覆或者富人偏向美国，这条因果链似乎并不特别明显和有说服力。虽然委内瑞拉将石油企业收归国有可能比私有更有利于石油利益的公平分配，但这个模式并非能复制到拉美其他国家，拉美国家的经济问题也并非全然起因于私有化和非民主的制度。当然美国在拉美的“非和平”演变策略仍然是可以引以为戒的。

片子的导演是名记者出身，所以影片在背景资料研究和访谈方面明显强于 Loose Change 这样的阴谋论纪录片，不过他也犯了与那一类片子同样的错误，即用力过猛同时又完全对自己的立场不加掩饰。从讲解时明显的揶揄腔调，到对“反派”被采访者的特写和变形处理，再到引导式的提问，都让人感觉编导非常的有选择性。这样一来，虽然影片的资料本身很有说服力，也让观众不得不怀疑导演究竟是为了揭露真相还是就为了炮轰美国政府。还有一个缺点，豆瓣上的评论也提到了，就是影片似乎把 Chavez 塑造成了一个高大全的主角。虽然查总统很有个人魅力不假，为贫民窟里的穷人做了一些好事不假，但是对于他暂时扩大总统权力的做法抱着完全信任的态度而没有一点批评，实在是太像粉丝的行为了。

虽然这个纪录片很容易看得人心潮澎湃，也很有教育意义，但过度的表达显然损害了影片表达观点的完整。事实和真正的洞见上，揭去了帝国主义的遮掩，却又蒙上了非理性的迷雾。

CAP 政策、粮食市场和环境

日前，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提出方案，要对其 Common Agriculture Policy （CAP）进行修订，目的在于使农业生产更贴近市场需求，同时缓解食品供应的紧张状况。修订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条：

• 减少对大农场主的补贴；


• 停止对农民休耕（set-aside）的补偿制度；


• 逐步增加奶制品生产配额直至2015年完全放开；


• 将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乡村建设和与环境有关的项目；

CAP 可能是欧盟内最大和最富争议的财政项目，用于 CAP 项目的资金每年超过400亿欧元。CAP 最初是欧洲为了解决战后粮食短缺的问题，用补贴鼓励粮食生产而设立，而且卓有成效：欧洲出现了粮食富余，欧洲人可以用较低的价格购买食品。在2004年为了解决粮食过剩的问题，CAP 开始引入休耕补贴等制度。2005年我在英国的 Peak District 就见过一位幸福的农民，他只要管理好自己土地上的野生石楠就可以拿到足以养活一家人的补贴，根本不需要他把自己的羊卖掉。但是无论在2004年改革前后，高额的津贴实际上都扭曲了市场，使欧洲的农产品可以按低于实际成本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出售，这大大伤害了世界其他地方的，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而2004年后的政策也没有鼓励欧盟内部的粮食生产。最近由于美国等国家对生物燃料的补贴更加剧了粮食市场的供不应求状况，才使问题暴露出来。

对上涨的粮食价格表示了深切忧虑的《经济学人》杂志在本月1日就提出现在是减少 CAP 补贴的好机会。在现在的市场条件下，减少的补贴反而给欧盟的农民提供了利益的刺激，同时世界其他地方也更有动力生产和出口农产品。即使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价格只是市场被扭曲的结果而不是纯粹的供应问题，改革后的 CAP 政策也更能反应市场实际的供需状况。但在美国等国家继续补贴生物燃料的情况下，CAP 补贴率降低对于欧盟外的农民提供了多少增加粮食生产的动力呢？在《经济学人》网站上有人评论说

Only yesterday we complained about mountains of butter, cereals and lakes of wine in the EU that went to waste. As an orange producer, I can assure you that I still receive cents for a kilo and have not seen any benefit of the rally in OJ futures. The price in the stores is many times what I receive. There is a disconnect between what the producer gets and what the consumer pays. This can not be explained by transportation costs or the retailer's mark up.

如果他的观察足够有代表性的话，也许还是有更多的人会转向生物燃料而不是粮食生产。当然也有这种可能性：他能卖出的橙子价格受到了欧洲便宜替代品的冲击，而商店里的橙汁价格是橙汁生产商对较高的需求的反应，或者这样说，一方面橙汁生产商不愿意提高价格从欧洲以外的供应者那里收购橙子，一方面橙子生产商转向其他生产继续导致供给不足
，还是应该 blame CAP。不论是哪种情况，欧盟对于 CAP 的新提案应该是朝降低食品价格的方向走了正确的一步，但其广泛的效果可能还要经过一番国际贸易博弈才能看到。

新 CAP 相比2004年至今的政策可能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农民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某些生态系统的积极性会降低。像我上文提到的农民，他的羊群规模在取消补贴后可能不足以给他与原来相当的收入，因此他可能会搬迁到别处或者索性放弃农业生产，从而放弃对 Peak District 一部分石楠草地的管理。还有一些濒危的鸟类一直是依赖农业生态系统而存在的，但增加粮食生产必然要求农业的集中化和高强度，包括休耕制度的取消，这都是对它们的生存不利的。不知道 ecocentricists 们这次面对关系人类性命的粮食问题会不会继续抱着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至上的立场。也希望新 CAP （能通过的话）关于乡村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提案能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Evil Genius, Mad Scientist 和 Iron Man 的科学解释

唔，我不是要讨论为什么钢铁侠可以做6个G的战术机动而没有把腰椎折断或者完全无视动量定律从数千米高空硬着陆还没有把眼珠子摔出来这种无解的问题，而是：为什么 Tony Stark 在被绑架，被囚禁，坠“机”若干次以后仍然是个天才没有变傻。对这个问题的解释相信也会对理解为什么电影里充满了邪恶天才和疯狂科学家这两种典型人物有所帮助。

根据 Wired 杂志和 Smith et al. (2008) [1. Smith, P.K., Jostmann, N.B., Galinsky, A.D., van Dijk, W.W. (2008). Lacking Power Impairs Executive Function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5), 441-447. DOI:10.1111/j.1467-9280.2008.02107.x] 的理论，原因有二：其一，TS 很少体验害怕和压力；其二，他没有什么人好怕。

这个月 Wired 杂志的封面故事是“Get Smarter”，其中提到人的杏仁体（Amygdala）作为情绪中枢在压力和恐惧状态下不仅影响我们的行动，控制肾上腺素等激素的分泌，而且作为恐惧反应的一部分在紧急情况下其作用强于主管记忆和认知功能的前额皮质（prefrontal cortex），导致有关的功能——IQ，创造力和记忆力都有所下降，而且这种状况在抑郁或其他原因引起的压力状态下也会发生。作为逃生本能，杏仁体的这种作用是有用的，但是对于生活中充满压力的现代人，杏仁体的这种行为也可能起到了不时把我们的智商拉回到穴居人水平的作用。

另一方面，有 blog 引用 Smith et al. 的研究，指出在群体中权力（Power）和权威的分布影响了群体成员的思维能力，感到缺乏权力的成员的认知功能遭到抑制，相反，拥有较多权力的成员这样的能力得到加强。同时，缺乏决定行动方向的权力的成员倾向于将更多的精力用于观察决策者的行动和猜测其目的并按决策者的指示行动，从而造成了思维能力的浪费（blog 作者还提了一句 Monkeys show similar behaviour.）。这构成一个正反馈的循环，使得群体中的权力结构趋向稳定。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没有明显层级关系的群体里——不管是紧密结合的像业主委员会或者松散结合的像群体 blog 这样的——总有主导性的声音提出很有见地的意见。喂你们也别太得意，说不定你们只是抑制了别人的天才而已啦！

这两个导致认知和思维能力下降的原因结合起来看，在我这个门外汉看来还是很有心理学和社会学意义的。我们早已知道 focus group 这样的团体中如果控制不当会出现个别人主宰整个发言的情形，现在看来这并不只是他们能说会道占据了其他人的发言时间而已，可能只是某种先发优势（不一定是智力上的，可能只是对话题或者对其他成员的熟悉程度这样的原因）被他们掌握。这种情况下讨论组的协调员为了获得其他人的见解，光是提“XX，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这样的问题是不够的，或者说仅仅给人发言的时间是不够的，还要通过适当的引导把类似的优势暂时赋予被压制的成员才行。这个理论如果被政策制定者接受，对于社会层级和教育公平的政策应该也会有影响。

开始说疯话的分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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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我个人的心理，这两个发现也很有意义（所以你们才能在我 blog 上看到这篇 entry，哈哈哈哈）。作为一个杏仁体可能有点过度发达的人，在一到两个月之前我曾经被某个在我的群体里很有威慑力的猪头（不是贬义，大家就是这么叫ta的）莫名其妙发火骂傻过，而且一直傻到几天前（认知能力开始恢复正常以对阅读和写 blog 的兴趣开始恢复为标志）。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守序善良的 paladin 往往都是废柴，性格中有些 chaotic 的成分比较能促进思考。而 Sith 之所以单挑时往往强过 Jedi 也是因为他们不用考虑政治正确（Dark Side 的诱惑很强大啊，桀桀桀），不过 Jedi 的训诫也有可取的地方：

There is no emotion; there is peace.

There is no ignorance; there is knowledge.

There is no passion; there is serenity.

There is no death; there is the Force.

适当抑制我们的杏仁体可以促进认知能力（当然适当的紧张也是有好处的）。作为一个先天这方面不足（过剩？）的人，我决心向所有的疯狂科学家学习，不再为了诸如我尊敬的某猪头的评价或者女朋友的反应而担心害怕生气忧伤饮食难安彻夜不眠，以 mind 之强大弥补 heart 之不足，并在适当的时候向 evil genius 的方向迈进。当然，如果不小心成了个邪恶的蠢货，还是被一箭射死算了。

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题目取自孔夫子《论语·宪问篇第十四》：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或人问道：“以德报怨，如何呀？”先生说：“那么又如何报德呢？不如有怨以直报，有德以德报。”直者直道，公平无私。）[1. 钱穆, 2002.论语新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不过在这里，我想要断章取义一下。豆瓣上的一位网友写了一篇日记《美国FP关于中国地震的讨论。》（谢谢 NullPointer 的推荐），其提及的讨论串在这里。虽然在后面的讨论中确实有人提到了政治上的问题，但大多数评论都是关于对地震损失的估计，期望美国政府提供援助和表示关切的。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个保守派的，并不那么亲中国的站点。无独有偶的是 Yahoo! 日本的新闻后面也跟了一串讨论。FR（上文的 FP）和 Yahoo! 日本的部分讨论串在这里有翻译（更新，由于发布板块不当已被删除，不过在老罗的 blog 上有转载）。我也看了 Yahoo! 日本有关地震的其他消息，大部分的评论也是站在一个饱受地震之苦的国家之国民的立场上，表示同情和关心，期望中国政府尽快派出救援队，日本也应当提供人力财力支持等等。不那么顺眼的评论中，有一条评论得分不高（更新，得分已经排第一了），却说明了一些问题：

日本の新潟地震の時、中国人はネットで日本人への罵倒コメントばかりだった。
「ざまあみろ」とか「ばちが当たったんだ」とか。

日本新潟地震的时候，中国人在网上都是给日本人痛骂式的评语。
像“瞧他们那样”或者“当头一棒”那样的。

今回、同じことが自国で起きてどう？
これも自業自得なのか？

这次，在本国发生了同样的事怎么样？
是自作自受吧？

常識ある日本人はそんな非道で無礼なことは考えもしない。
中国の被災者にお悔やみ申し上げます。

日本人从一般的伦常出发，也不会说那样不人道和无礼的话。
中国的受灾者（应该）后悔说过那样的话。

でも中国の人もこれを機会に、今までの態度を改めてもらいたい。
「奢れる者久しからず」だということを。

但是请中国人把这作为一个机会，改变到目前为止的态度。
要认识到豪强之道不能持久（盛极必衰？）这个道理。

这篇评论的原文在这里，我是用自己少得可怜的日语知识在机器翻译的基础上翻译的，不过大概意思应该不错。网友对 FR 和 Yahoo! 的翻译中也提到了中国网友对美国龙卷风灾害的反应，我搜了一下，大概引用的是这些评论。至于2004年日本新潟地震后我国网友的反应其实自不待言，FYI，例如新浪网友们的意见。美国和日本固然和我国有些矛盾，这也在民间的声音中体现出来（例如美国媒体网站上有关中国的新闻及评论和 2ch 上某些版里日本用户的言论），但是对于别国的不幸事件，美国日本的公民没需要政府号召，就向中国表现出了友好和建设性的姿态，请问网易和新浪网友，有你们对于美国和日本自然灾害的评论在先，这算不算以德报怨？

我当然记得日本的侵华历史和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美国不断的明争暗斗，也记得我国做出的放弃赔款和对南海事件善后处理这样的可称得上是以德报怨的举动，而且自认比一般的愤怒青年们更了解美国和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态度背后的原因，所以我当然不是太哈日或者健忘才这样高度评价日本人。我国网友们当然遵照孔子的教导没有以德报怨，但是也没有做到以直报怨，而过去以国家为主体的以德报怨，我以为并不能成为当今中国网民以损报怨甚至以损报德，肆意践踏对生命的尊重这一人类普世价值的理由。就我个人而言，从俄克拉何马爆炸到9/11，从印尼海啸到日本地震，再到伦敦地铁爆炸和卡特里那飓风，国内网友的言论一路看来，再看到现在美国和日本网民的态度，实在不能不让我在看他们的文字时面有愧色。我们一向称为小日本的邻邦国民，对于这类问题倒是比自诩五千年礼仪之邦的我们更有大国风范。在日本人看来，我们是充满了仇恨不知原谅为何物的强邻；而卡佛蒂的话也只是美国人对中国的 stereotype 的极端体现；这些都是外国人对我们的态度，而态度靠枪杆子和语言暴力嘲讽谩骂都是无法改变的，某些网友的话只能起到让外国人更抱持这种态度的作用。相反，对普世价值的尊重才能赢得本民族以外的其他人的尊重，才能改变负面的态度，在谈判桌上争取应得的利益才会成为可能。不要以为我们用中文发表的言论对外国人没有作用，我在英国，现在和将来的室友都有人在学中文，一个业余爱好一个专业，我想这至少说明我们在网上口吐莲花或者狗牙都有外国人看得懂。不能免俗地提一句，奥运之后，我们想别人不把我们看作一个大国都难，而我们要通过互联网，输出怎样的价值观？是视别人的人命为草芥，还是自信自强心怀天下？

日本人在 Yahoo! 上就中国地震说的那些话，我想当可视为以德报怨，要知道他们完全了解中国人在坂神新潟等几次地震中对他们的遭遇是什么态度，那么我们何以报德？我想，将来万一外国，特别是与我国有（过）龊龌的发生了什么天灾人祸，大家不是幸灾乐祸，而是看在大家都是人的份上，提供信息，表示同情和哀悼，如果跟自己的朋友亲人母校故居有关的，再到人家网站上表示一下慰问，也就很好了吧。

秦晖：“怒江事件”的真问题

http://news.163.com/07/0108/09/34AA8QEF000121EP.html

不知道秦晖老师文章里这些信息是如何搜集的，不过仅就用事实说话这一点来说，已经强过了网上很多其他的声音。不过将天平与尺蠖的比喻套用在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上，似乎有些“手中持锤子，一切皆是钉子”的味道。社会政策在福利与自由之间的摇摆可以拿天平和尺蠖来比喻，而环境与发展的平衡更加微妙，对其中一者的偏废总是会造成某种经济或环境资产的损失。环境与发展二者不是福利和自由那样相互制衡的关系，而应被看作是同一系统的两个侧面。政策如果在二者间摇摆而不是兼顾二者，则系统只有向着资产减少的方向前进，是不可能实现天平式的动态平衡的。

秦晖老师并又提到三门峡时代的老一代科学家：

当年勇于抵制“人祸”的先贤们，如“水利良心”黄万里先生等，也并非出
于环保理念，更不是出于反对“科学之僭妄”的后现代立场，而恰恰是出
于尊重科学、维护人民利益的赤诚不惜得罪权贵的。

并认为：

我国以往许多治水争论并非环保主义与“发展主义”、更非“敬畏自然”与
“人文主义”的争论。例如在三门峡、三峡等问题上持异议的黄万里、孙
越崎、李锐等先生都是从“科学”的立场而非从“敬畏自然”的立场出发的。

那么“敬畏自然”这样的意识形态在怒江问题这样的讨论中是否就可以忽略了呢？水利科学本身足以解决争论吗？我以为答案是否定的。民间保留所谓“原始面貌”“大自然”的呼声，且不论正确和科学与否，毕竟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政府决策所依赖的成本收益核算的价值观。当今世界各国，不论环境政策的理论如何发达，其政府单独决策时，仍然只能依赖财政上的成本收益来决定提案是否通过，没有民间的声音，这些提案的环境意义就不会得到审视。而这种局面，即使在决策中加入科学的成分，也无法完全改变。这是因为，科学家一般缺乏“民间知识”，不一定能够认识到项目对当地环境和生活的潜在影响，另一方面也因为科学家所处的体制往往使其忽视民间的意见，或为经费、项目来源等等的考虑做出站在政府立场上的研究。这种情况已经在欧美国家的历史中多次出现，例如对农药 2,4,5-T 的毒性研究和对疯牛病的传染性研究（Irwin，1995）。政府、科学界和民间三者的互动中，如果缺乏了民间的参与，则容易造成决策的失误和民众对科学界的不信任。

秦晖老师也提出应当进一步开放言路，让怒江当地的百姓能够表达他们对水库工程的态度和意愿。云南省省委书记白恩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要在年内组织专家学者、媒体和环保人士代表到怒江考察，这自然是一个提高公众参与程度的好机会。更重要的是，能否借此机会让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由环保团体和当地居民组成的公众坐下来讨论建坝的得与失，甚至进而让公众对怒江的保护和开发提出意见。如果在这件事上能够实现深入、长期的公众参与，“怒江事件”在我国环境史上将是重要的一笔。

Irwin, Alan. “Science and Citizenship,” in *Citizen Science: A Study of People, Expertis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outledge, 1995), 17--24.

关于气候变化的话语分析

James S. Risbey, “The new climate discourse: Alarmist or alarm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18, no. 1 (February 2008): 26-37.

这篇论文将注意力投向了对气候问题的政界、公众和科学界的认识分歧，而且更多地讨论了这三个群体内部的分歧。论文讨论了英语国家媒体和学术刊物对气候问题的描述中常用的一些概念和图景，如“catastrophic”，“urgent”，和“irreversible”等等。作者认为，这些描述中的大部分基本上反映了气候变化问题的性质，但作者也注意到对气候问题的描述，近年来都偏向于报道较为严重的图景（原文是“grave assessment”），学界也因此对气候变化的严重性和不确定性有一些分歧。作者指出，这种分歧可能是由于气候研究者无法凭自身和所在学科的能力对气候变化的各种影响都有完整清晰的认识，接触到的研究不同导致他们对问题的认识不同；此外，模型的限制导致对气候变化的预测停留于线性、缓慢的变化，从而无法将气候问题与采取措施的迫切性联系起来。

作者认为现在科学界对气候变化影响的主流看法是警惕性的（alarming），而不是像气候变化的否认者认为的那样是杞人忧天的（alarmist）。而对于政界和公众的气候认识，作者认为在当今英国有3种主要的态度，危言耸听（alarmism），强调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影响和不可逆转；置之不理（settlerdom），否认科学界的预测并将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视为经济上的浪费和倒退；以及有限行动（small actions），认为通过简单的容易实现的措施可以扭转气候变化的趋势。这是我比较赞同的一种划分，而且我认为不仅是英国，其他地区的普遍态度也可以概括为这3种。作者认为三者都有局限性，并提出了第四种观点，认为将温室气体控制在引起严重后果的水平以下是可以实现的，但必须立即开展有关的努力，大幅度地减少排放和能源消耗。

我自己认为，settlerdom 和 small actions 是对 alarmism 这种态度的反应。对于 alarmist discourse 造成的恐惧情绪，作者写了这样一段：

> [Hulme] notes that fear has been shown to be a poor motivator of behavioural change in the public health arena. This is true up to a point. Fear on its own is a poor motivator for change. If people are exhorted on the basis of fear, but are given no alternatives, then they tend not to respond. The key is whether alternative courses of action are provided that are accessible to people and can serve as effective means to reduce the threat (Moser and Dilling, 2007).

这一点我自己是有感触的，BBC 上关于气候问题的报道就经常给我做什么都来不及了的感觉，现在看来这样的宣传，在缺乏对应对措施的报道的情况下往往只能起到瘫痪行动的作用。我在读 Lester Brown 的 Plan C Plan B 时就有这种感觉，不过当时还说不清楚具体是什么造成的。

而在缺乏有力的政策导向和实际措施的情况下，减轻 alarmism 带来的恐惧的一种手段就是实施 small actions。在减少了自己的 carbon footprint 之后很容易获得满足感和逃脱 alarmism 产生的恐惧。客观上说，如果足够多的人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也是有一些积极作用的。但寄希望于这类行动来遏制气候变化，恐怕并不现实。但是，在环境管理中也许可以利用这种 small action 的意识来促成公众对政策的支持，比如在伦敦对高排放汽车收费和建设自行车通道的宣传中，可以强调开 SUV 会增加多少个人的 footprint，骑车进城又能减少多少人均排放，从而增加公众的支持和接纳。

至于作者提出的第四种观点，采取措施大幅度降低排放，如果能实现很有意义，但我担心作者是以科学界一贯的眼光来看问题，即只看到了技术上的可行性，而没有考虑决策的通过以经济为前提，也没有考虑到这类措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影响。我想他的这一观点的主流化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减排与国家层面甚至企业层面的经济挂钩。巴厘气候会议（COP 13）和后续的 COP 14、COP 15 如果能启动全球碳市场，持新观点的人数大概会增加。